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涿鹿考古尋根

添加:sl003   2020/8/3 18:20:31   張家口日報   點擊:442

  張家口日報記者 郝瑩玉 通訊員 陶宗冶

  歷史是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根。
  2000多年前, 當西漢太史公司馬遷, 用他那飽含滄桑的筆寫下“黃帝、 涿鹿” 四個字的時候,他不會想到, 這四個字, 卻讓后人整整爭論了2000多年。 因為, 這四個字和一個史前部族集團的首領相關, 這個人, 就是黃帝。

  黃帝涿鹿之戰、 阪泉之戰, 是翻開中華民族有文字記載以來的第一頁,黃帝征戰過的涿鹿自然被視為中華文明的發祥地之一。 幾千年來, 炎黃子孫一直鐘情著涿鹿, 而涿鹿的黃帝城、黃帝泉、 蚩尤寨這一個個和黃帝相關的遺跡也歷經滄桑, 聲名遠傳。
  但也有歷史學家提出質疑, 司馬遷筆下的黃帝已經距今將近5000年了, 即使公元前91年司馬遷本人在寫黃帝的時候, 黃帝也距他生活的年代2000多年了, 他記載的黃帝真的存在嗎? 黃帝涿鹿之戰、 阪泉之戰是真實的歷史嗎? 如果是, 除了司馬遷 《史記》 的記載其它的證據又在哪呢? 這些重大的歷史問題, 2000多年來一直困惑著人們, 更吸引著無數的歷史學家苦苦地求索。

  證據在哪
  歷史學中的考古學, 是用發掘所得的古代人類遺物來證實歷史的科學,尤其是探索沒有文字記載的史前史。考古學往往是唯一的研究手段。 因為,史前史用考古學得出的結論比文字記載更直觀, 考證更有說服力, 因而更接近歷史的真實。
  1957年, 河北省文化局組織文物專家來到涿鹿黃帝城, 他們此行的目的, 就是要用考古學的手段確定黃帝城的始建年代。 考察中, 隊員們在城址里采集到石器時代的石刀、 石斧和石質的磨用器, 但更多的是大量晚于石器時代的陶器碎片。 當年年底, 考察隊做出判斷, 認為 “這個城可能是戰國前后的城址”。
  結論有了, 問題也來了, 既然城址的年代是戰國前后的, 那么, 那些采集的石刀、 石斧和城址是什么關系呢? 戰國的古城為什么起名叫黃帝城呢? 考察隊給黃帝城年代做出判斷的同時, 也給黃帝城蒙上了一層新的迷霧, 更何況這個判斷還僅僅是 “可能”。
  距第一次黃帝城考察整整40年后, 1997年春天, 為給黃帝城始建年代找出科學、 可信的物證, 由河北省文物局組織,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張家口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涿鹿縣文保所, 共同組成的考古隊開進黃帝城。省、 市、 縣三級文物部門的文物工作者齊聚涿鹿, 這在涿鹿考古歷史上是空前的。 人們期待, 黃帝城能夠隨著這次考古取得的成果, 揭開神秘的面紗。
  黃帝城在中華大地名聲遠揚, 在當地更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 每一位涿鹿人都為自己的家鄉, 曾經是黃帝的故鄉而倍感驕傲。 但在科學面前,傳說不一定就是真實的歷史, 何況還有1957年的考察結果, 這一點, 讓每一個考古隊員深感責任重大。
  黃帝城發掘中, 考古隊員們可以說使出了渾身解數, 分析土層堆積、清理城內墓葬、 調查城墻夯土、 解剖城墻結構, 一句話, 凡是可能找出年代物證的地方都像過篩一樣, 運用田野考古的方法進行了認真的清理, 但最終發掘出的遺物都指向了同一個時代———戰國。
  就在考古隊即將離開的前夕, 隊員們意外的在城墻的最低層, 發現了一個完整的戰國紅陶釜。 城墻低層壓著的陶釜都是戰國的, 城址的年代自然不可能再早, 這件陶釜的出土給這座土城的年代畫出了最終的句號。
  而以前在城址里采集的石器, 在這次考古中都沒有找到明確的時代堆積層, 所以, 這些少量的石器時代遺物, 只能證明戰國在筑城以前, 這一帶曾經短暫生活過石器時代的人。 但隊員們知道, 石器使用的年代跨度很大, 在長達幾千年的新石器時代到青銅時代, 分布在全國范圍內的人類都在使用石器, 所以, 有石器不等于使用石器的主人就一定和黃帝有關。 同樣的道理, 有石器也不能證明這里就是黃帝城。 科學的結論只能來自可信的證據。 考古的結果讓黃帝城又回到了40年前的原點。
  這個結果令人感到遺憾, 也讓人產生了共同的疑問, 難道黃帝涿鹿之戰真的僅僅是一個傳說嗎?

  曙光初露
  上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 是中國考古學的黃金時代。 這一時期,中國各地的考古人在探索中華文明起源這一大課題的指引下, 從長城南北到長江流域, 一大批新石器時代不同階段不同人類群體的遺址被發現, 中華大地分布密集的新石器時代遺址,使史前中華文明猶如 “滿天星斗” 照亮著東方這片古老的土地。
  數量眾多的史前遺址, 不同區域表現出的不同文明特征, 讓考古學家看到史前中華文明的多樣性, 看到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形成初期的文化源頭。
  今天的涿鹿地處河北省張家口市,它的北面橫亙著東西走向的陰山、 燕山山脈, 東面俯臥著南北走向的太行山脈, 涿鹿正處在兩大山系呈丁字形的銜接處, 地理上是一片相對封閉的三角區。 幸運的是, 永定河水系的兩大支流, 洋河和桑干河, 從內蒙古中部和山西汾河上游分別匯集流經這里,最后在兩大山系銜接處沖出一個隘口匯入北京的永定河。
  洋河和桑干河河谷, 既為涿鹿這片封閉的三角區沖出了一條地理通道,也為史前人類的交往提供了一條橫貫東西的天然走廊。
  上世紀70年代末, 中國考古學泰斗蘇秉琦教授, 將吉林大學考古系的實習地點選在張家口蔚縣。 蘇秉琦教授在全國版圖上獨選張家口, 是意識到這里在人文地理上的獨特之處, 因為張家口是中原、 遼西和西北三大史前文化圈的交匯點, 洋河和桑干河河谷, 必然是三大史前文化相互碰撞交往的文化通道。 因此, 揭開張家口史前史的面紗, 對了解中原和北方史前文明的交往融合, 進而探索中華文明的起源有著舉足輕重的意義。
  1979年, 隨著桑干河畔考古發掘的開啟, 張家口有史以來規模最大,歷時最長的考古拉開了序幕。 肩負這次考古重任的, 是我國著名考古學家,原故宮博物院院長, 時任吉林大學考古系主任張忠培教授。
  三年來, 吉林大學師生在桑干河畔先后, 發現了新石器時代到商代各個時期的古代遺存。 其中, 新石器時代中原地區廟底溝文化和遼西地區紅山文化, 在桑干河畔共生共存的現象,讓人看到5000年前中原和遼西兩大人類集團在張家口的碰撞和融合, 而原本分布在遼西地區的紅山文化出現在張家口, 在讓人感到意外的同時, 又讓人產生出無限的遐想。

  
走近黃帝
  紅山文化是近年來中國最重大的考古發現之一。 上世紀80年代初, 考古人員在遼西地區發現了一批距今5000年以前以玉為隨葬品的紅山人墓葬。 不久, 又在一處叫牛河梁的遺址發掘出大型石砌祭壇, 祭壇周圍發現了神廟和泥塑的神像。
  紅山人的神廟、 神像, 以及墓葬中隨葬的玉雕龍, 一經面世立即震驚了世界。 因為, 在此以前誰也沒有想到, 時間如此久遠, 地理又遠離中原的遼西, 居然有如此發達的史前文明。
  眾所周知, 龍是中華文明最典型的代表, 炎黃子孫, 龍的傳人一直是每一個中國人心中的驕傲。 紅山文化的玉龍和其后中國青銅時代的玉龍,明清時期的玉龍有承襲關系, 就是說,中國的龍是繼承了紅山文化的龍發展演進而來的, 而我們今天到處可見的龍當源自于紅山文化。 所以, 紅山文化的玉龍是中華文明中 “龍” 文化的最早源頭, 是名副其實的 “中華第一龍”。
  在中國歷史上, 龍是中華文明的象征, 也是集皇權、 正統的代表。 歷朝歷代的統治者, 無論是農耕人還是游牧人, 只要問鼎中原, 都會毫無例外的把龍作為自己的圖騰, 作為至高無上的象征, 都會用龍彰顯自己的皇權和正統的身份。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這個時候的龍, 已不僅僅是史前紅山人祭祀蒼天神靈的通天之物, 而是高高飛躍在中華文明金字塔頂端的神。 既然龍起源于紅山文化, 后世傳說中的黃帝又曾呼風喚雨, 馭龍升天。 因此, 人們有理由聯想, 傳說中黃帝和龍的這種聯系僅僅是后世的附會嗎?
  紅山文化以玉為葬的墓從不出陶器。 對此, 長期主持紅山文化遺址發掘的著名考古學家郭大順先生認為,玉是古代通神的工具, 以玉為葬的墓主人是紅山人的族長或者是大巫師。紅山人 “惟玉為葬, 惟玉為禮” 的習俗, 和春秋時期孔子以玉比德, 以及儒家提倡的德和禮, 無疑有著一定的歷史聯系。 孔子以玉比德的思想和紅山人 “惟玉為禮” 的習俗一脈相承。
  在牛河梁遺址, 考古人發掘祭祀神廟時, 意外發現了和真人一樣大小的泥塑女神頭像, 和頭像同時發現的還有熊、 鷹等動物的泥塑殘肢, 說明當時神廟里祭祀的除女神外還有熊和鷹等動物。
  傳說中, 黃帝是少典的兒子, 他們的部落叫有熊氏, 熊應該是這個部落的神或者圖騰。 牛河梁神廟里就發現了熊和鷹, 這難道是一個巧合? 另外, 也有學者根據小型玉雕龍的臉部特征又把它叫做 “玉豬龍” 或 “玉熊龍”, 熊和龍的合體又是一個巧合嗎?
  考古證實, 紅山文化是農業文化,而且是高度發達的史前農業文化。 傳說中的黃帝也是農業部族集團, 而中華文明的主要代表就是農耕民族, 難道兩者之間沒有關聯嗎?
  一系列的疑問, 一系列的巧合,一系列對后來中華文明走向產生深遠影響的文化現象, 讓人不能不把紅山文化和傳說中黃帝聯系起來。 對此,蘇秉琦教授分析說: “黃帝時代的時空框架, 只有紅山文化可以與之相對應”, 紅山文化成為中國史前文明中唯一能和傳說中的黃帝相對應的史前文化。
  1998年, 人們在張家口陽原縣一個叫姜家梁的地方, 意外發現了一處史前人類的墓地, 墓中出土物中有一件和紅山文化完全一樣的小型玉雕龍,證明了這處墓地的主人和紅山文化的承襲關系。 不久, 人們又在涿鹿采集到幾件和姜家梁墓地同屬一個時期的陶器, 這兩個發現, 為紅山人曾經遷徙到陽原、 涿鹿提供了有力的證據。
  張家口蔚縣、 陽原、 涿鹿先后發現不同階段紅山文化遺址和墓地, 以無可辯駁的考古事實, 證明距今5000到4000年前紅山人曾經來到張家口,來到涿鹿。
  人類群體的大遷徙是人類擴展生存空間的必然, 而擴展生存空間的結果, 往往是新遷徙的群體和原住民之間發生你死我活的爭奪, 戰爭無疑是解決這種爭奪最常見、 最有效的方式。
  紅山人西遷涿鹿的事實, 讓司馬遷記載的黃帝涿鹿之戰、 黃帝阪泉之戰有真實存在的可能。 而涿鹿之戰的存在, 又反證出紅山人就是黃帝部族。可能由于那場史前戰爭過于宏大, 過于慘烈, 在沒有文字記載的史前時期,老一代涿鹿人只能口口相訴, 代代流傳、 用口述的方式記載祖先那段光輝的歷史。 同時, 也漸漸把當地一些歷史久遠的城址、 遺址和黃帝相連, 以至于2000年后司馬遷編撰 《史記》時, 還能從當地人們的腦海中發掘出久遠的記憶。
  無數的考古發現讓人們看到, 距今5000年左右, 在世界東方的這片土地上, 曾有眾多的部族和古國存在,部族和古國之間有獨立, 有交往, 更有融合。

  1982年陶宗冶(后排左一)與中國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前排坐者)、張忠培先生(一排左二)在蔚縣考古工地

陽原姜家梁墓地出土的玉雕龍

遼寧出土的紅山文化彩陶罐

蔚縣出土的紅山文化彩陶圓底罐

遼寧博物館收藏的紅山文化玉雕龍



此文刊于2020年8月3日《張家口日報》第A7版:張垣文化·名城古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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